明朝内阁根本不是宰相，以及什么才是宰相｜文史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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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上很多明粉认为，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发展到后来就是宰相，所以朱元璋废宰相之后“明朝无宰相”是对明朝的污蔑，甚至认为嘉靖、万历不怎么上朝，所以明朝后期是“虚君政治”，只要不被满清入关打断会自然形成“君主立宪制”等等。
明朝没有宰相只有秘书
这一系列观点离谱至极，完全是对中国古代中枢权力运行方式极度无知而得出的谬论。
中国历史上，除了辽代之外，大部分时候其实并没有一个叫“宰相”的官名，宰相一词，一般被视为官僚集团的首领，史书中经常把一些权势熏天的人称为“侔于宰相”，但这些人未必真是宰相。所以，哪些官职是宰相，哪些官职看上去像但实际上不是，就很有分辨清楚的必要了。
祝总斌先生的大作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一书对此辨析甚明，他认为宰相需要同时具有两项权力，一是议政权，即与皇帝讨论并确定大政方针的权力，这关系到宰相对国政的影响力；二是监督执行权，即大政方针确定以后，由宰相来监督官员实行，以及考评其实行效果，这关涉到宰相对官员的影响力。
在祝先生的主张之外，也还可以参看一些其他的指标。
比如宰相的宗教地位。
如唐人重编的汉代《通占大象历心经》，认为汉代三公上应天上三公星象，“一星亡，天下危；二星亡，天下乱，三星亡，天下不治”，唐朝认为宰相“燮理阴阳禾黍丰，调和中外无兵戎”，宋朝宰相章得象等则认为宰相必须“布宣善政，以召和气”，说明唐宋时人的眼中，宰相仍被具有调和阴阳二气的神力，而宰相的神圣性有助于抗衡天子利用神权对政治实现彻底支配。
内阁大学士跟汉唐宋宰相的地位天差地别
再如宰相副署圣旨的权力。
秦以来，理论上诏令都需要宰相副署才能生效，当然皇帝如果非要任性，也可以越过宰相强迫官僚机构执行，如唐中宗之斜封官、宋宁宗之内降，但都被时人普遍视为不正当。以武则天之淫威，面对其绕过宰相的审问，刘祎之仍敢喊出“不经凤阁鸾台，何名为敕”的名言，可见“皇帝诏令须宰相副署”的观念深入人心，无论相权升降，这一观念令中枢政治多少仍保有君臣共治之精神。
拿这些指标来对照明朝，就会发现内阁大学士跟宰相根本差着十万八千里。
先说议政权。
自从汉武帝设立中朝官，跟中朝官议定朝政，宰相只负责执行以来，侵夺宰相的议政权就是秦制皇帝的传统操作。虽然中朝官变得越来越像宰相之后，会在制度上变成真的宰相，但会损失一部分之前宰相固有的权力：比如汉以来的内朝官尚书令在魏晋时代成为外朝宰相，就损失了汉代三公自辟僚属的权力；中唐五代以来的内朝官枢密使（早期为宣徽使）在宋代成为外朝宰相，就只是分管军事的宰相而已，丧失了对政务的主导权。
明朝中枢决策机制是，皇帝将官员题本转发内阁，内阁代皇帝拟旨怎样处理，把纸条贴在题本上，是为票拟；皇帝再用朱笔在在题本上批示，是为批红，然后实行。明朝中后期皇帝怠政或者有意纵容宦官压制内阁，批红由司礼监掌印太监、秉笔太监等执掌，虽然名义上执行的是皇帝的旨意，但因为皇帝很多时候有意无意不问，所以宦官得以利用批红弄权，其顶峰就是大名鼎鼎的刘瑾、魏忠贤。
可以看到，在议政权方面，明代内阁主要职能是被动地处理官员题本，缺乏主动提出政策的权力，主动性较前朝大降；因为太监掌握批红之权，在皇帝之外，议政权又分享了一部分给太监，虽然太监是皇帝的代言人，执行的是皇权而非相权，但太监集团下限低、人数多、精力足，比需要顾忌颜面且人单力孤的皇帝更不好打交道，已经缩水一半的议政权再度大打折扣。
明朝这些玩意儿名正言顺压在内阁头上
再看监督执行权。
秦汉以来的宰相，如汉之三公，不但统管政事，而且掌控各级官吏考课之权，还可自辟僚属，通过整个公府的力量，更好地控制百官；唐宋以来，虽然宰相权力多被侵夺，但唐之尚书省、宋之中书省，尚能在很大程度上掌控官吏；到了明朝，则内阁完全没有法定的掌控官吏的权力。
朱元璋废宰相之后，六部由皇帝直接指挥，内阁大学士只是供皇帝咨询的顾问，其官秩只有正五品，而六部尚书则是正二品，即使明朝中后期内阁权势有所上升，但权大而位卑，完全没有统领六部的威望，纵然内阁官员以六部尚书兼内阁辅臣逐渐成为惯例，其地位也来自于六部而非内阁，并不能高于其他的各部尚书。
此外，言官原本也归宰相管辖，主要任务是纠正皇帝的过失，宋代把谏院从独立出来，谏官由皇帝而非宰相任命，言官就从对付皇帝变成了对付宰相，变成了皇帝的工具。到了明代，朱元璋将之发扬光大，一方面加强了从御史台演变而来的都察院，一方面还设置了六科给事中等多重言官系统，宋朝的真宰相面对这些言官都焦头烂额，明朝内阁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假宰相，面对如狼似虎的言官，自然更难统领百官，让政府形成合力。
至于宰相的神圣性，朱元璋专门下诏予以消解：“自秦始置丞相，不旋踵而亡。汉、唐、宋因之，虽有贤相，然其间所用者中多有小人，专权乱政”，还强调“以后嗣君，勿得议置丞相，臣下此请者，置之重典”，宰相成为潜在的乱臣贼子，如何燮理阴阳？自然神圣性全无。
就共治精神来说，明代的大学士并不是皇帝的副手，只是秘书而已，而秘书也不过是有文化的奴仆的另一种叫法，其票拟与唐宋宰相副署诏书的性质截然不同，全无共治的意味。
明代是有一些内阁大学士如杨廷和、高拱、张居正等比较威风，看上去与真宰相无异，但那要不就是靠个人能力压制宦官和六部，没有制度化的权力；要不只是在皇家的许可下代行皇权，并非独立的相权，其背后都没有统领一个独立于皇权的政府。
明清时人自己都有这个觉悟，祝总斌先生的书里提到，崇祯年间的阁臣自称“昭代本无相名，吾侪只供票拟”、“上委之圣裁，下委之六部”；清代虽然把内阁大学士提到正一品，在六部尚书之上，但官方著作仍说“内阁职司票拟……原不过如知制诰之翰林，并非古宰相之职。”
包含明代在内，历代的君相斗争，其实质都皇权集团（包括皇帝及其私人，如宗室、外戚、宦官、佞幸）的个人意志与政府集体意志的斗争。
权力过于强大的政府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至少基于内部的规章制度会趋向理性行政，而且为了维系统治集团的集体利益，也会注意榨取民力的限度，而皇权集团话事人的个人意志既具有高度不确定性，又充满了任性妄为，还缺少典章制度的约束，总是会造成极其可怕的社会后果。
明朝君权碾压相权，前期皇权集团中的皇帝肆虐，后期皇权集团中的皇帝和宦官一起肆虐，整体上暴政不断、暗无天日，就是明证。
对此，宋代理学家罗大经早已总结过：
大率近幸畏宰相，则为盛世；宰相畏近幸；则为衰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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